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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镇,撮镇

撮镇是合肥周边的一个小镇。两岁那年,随着我妈工作的调动,我家从肥东县城搬到了撮镇。搬家那天,我坐在敞篷的大卡车上呼啸而来,喝了一肚子风,到了撮镇就开始发高烧,我的童年从此展开。

14岁那年春节前夕,随着父母工作单位的搬迁,我们又举家迁移到合肥。我又一次坐在敞篷车上呼啸而去,抱着我养了7年的大猫。到了合肥的第一天晚上,大猫烦躁不安,呜咽着跑出了新家,再也没有找到回家的路。这让我感到无比悲痛。我的童年也就此合上。

父母在一家油田单位供职,钻井、采油等主体作业都在荒郊野外进行,撮镇是这家油田单位的后勤驻地。在这个镇上开辟出一片方圆1平方公里左右的大院,院里有机关、工厂、学校、医院、食堂、澡堂,这是一个传统的应有尽有的国有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套保障。傍晚大广播一响,开水房开始放水,食堂开始卖馒头,路上人群如过江之卿,串流不息。

每到国庆节,食堂就改装成礼堂举办联欢会,医院的白衣天使身着白大褂;工厂的工人们穿着工装;学校的孩子们穿着校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好个烈火喷油,鲜花着景之盛。

殊不知轰轰烈烈的背后是高昂到无法支付的成本。现如今,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学校剥离给地方,医院解散,人员大幅减少,买断的买断,内退的内退。那些还等着自然退休的人们已经成为“社会托底”的存在,拿着最低的生活保障。撮镇的大院也是人去楼空,萧瑟凋敝。

大院里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二十个,有记忆的时候就有他们。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一起走进小学,又一起升到初中,都是在子弟学校。其实子弟学校也有高中,但建校以来,就没人考上过大学。

大院和农村仅一墙之隔,我们这群孩子一抬腿便能跑到农村,从事未经许可的“采摘”和“垂钓”等户外活动。每年春天,密密麻麻的油菜花怒放在一望无际的田野,我们在油菜花丛中快速穿梭,踩伤油菜无数,引农民身后追打。或是猫在油菜花田里习书,朗诵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抬头一片金黄,不见天日。多年以后,旅游景点江西婺源异军突起,一个朋友背着单反去摄影,回来给我秀他拍摄的油菜花。我一看稀稀落落有如黄花菜,心说这也值得千里迢迢去采风?

每到夏天,我们就跑到附近农村的河塘里钓龙虾,就是现在风靡全国的“麻小“。捉几只田鸡,摔死它们,拴在绳子上当诱饵。有的时候感觉到手中的绳子剧烈地抖动,心中一阵狂喜,想着有一只大龙虾上钩,小心翼翼地往上拽,一只丑陋的蛇头冒出了水面,吓得赶紧扔掉绳子,尖叫着跑开。

我们就这样疯着、跑着…长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说说而已。对于这样一群撒了欢的孩子,老师的体罚便是家常便饭。被推搡着一屁股坐到地上,上课说话被投掷过来的粉笔击中,被揪得火辣辣的耳朵,都构成我们独有的童年记忆。要是搁现在,家长早就闹到学校去了。但那会儿,家长对老师的”格外关照”充满感激,反正自己也没时间管。

年轻老师通常不会打我们,他们多是分配过来的大学生。他们来到撮镇,带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尽快离开撮镇。一位老师,现在看来就是二十刚出头的农村男孩,经常坐在学校的花坛边看书,告诉我,他和他的老师一同去参加高考,结果他考上了,老师落榜了。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多才多艺,风姿卓越。会弹钢琴;能歌善舞;还会裁剪衣服;一天一套换个不休。一门心思要出国,经常带着不知从哪里结识的外国人到大院里,引得我们孩子像看动物一样追着看。就是这样一名传奇的女子,吸引了男人们猎奇的目光,也招来了女人们的嫉妒。后来,关于她的绯闻四起,家长不经意间透露给孩子,在学校里早熟又多嘴的女孩子中间传播。

她很像电影《立春》中的大龄女青年王彩玲,一心想到北京唱歌剧,被周围人视为奇葩。在一个物质精神双贫乏的时代,在一个闭塞的小镇上,理想主义者的处境总是有着相似的尴尬。那时候的大人们都说:枪打出头鸟呗。但今天的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

子弟学校不同于普通学校的地方在于:家长之间都是同事关系,老师和家长也是同事关系。于是,家长之间关系的亲疏容易传导给孩子,家长在学校外面的“仕途起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同学中父母有双职工,还有单职工。双职工在身份上还分是干部还是工人;单职工中没有工作的一方通常会在大院里谋一份临时工,于是临时工又分是卖酱油的还是做馒头的,是扫马路的还是扫厕所的。所以,每个孩子走进子弟学校,都打着这样或是那样的标签。

单职工的孩子,如果家里兄弟姐妹再一多,就会经济困难地交不上学费。开学或是春游的时候,老师会号召同学们给他捐个一角五分的。于是,参与捐款的同学们随后都会撰写一篇讴歌同学之间助人为乐事迹的作文。写的好的作文还会在班上朗诵。今天的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写下这类作文时居高临下的姿态和道义上的优越感,并因此而羞耻。那时的我们还太小,小得忘了班上还坐着那个又脏又穷经常被捐助的贫困生。那时只顾着讴歌高尚,反而忽视了真正的高尚。

班上有个女生,优秀又泼辣,她母亲是学校公厕的清洁工,经常在她与同学口角时被当成小辫子抓住。双方舌战胶着难解难分之际,总有人恶毒地搬出她妈的职业,于是她立刻溃不成军。只有等到长大,我们才能知道:能够代表自己水准的只有我们自己,而不是家庭、父母或是其他任何身外之物。可能,没有人的少年不曾自卑过。成长就是不断打碎心中的自卑,在自卑的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的过程。

1991年我小学毕业,那年江淮流域发大水,我妈把我送到上海投奔亲属。后来,在从上海返回安徽的火车上,遇上了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复旦大学,一个是中科大少年班的,两人去安徽从事社会实践活动。那时的我热情开朗,爱吹牛皮,到下车的时候已经和两名大学生混得很熟了,还互相留了通讯地址。

回来不久就收到了复旦大学那名大学生写给我的信。在火车上他问过我的小升初成绩,他写道:不要满足于你现在取得的成绩,你要知道,撮镇的外面还有肥东县,肥东县的外面还有安徽省,安徽省的外面还有全中国,外面的世界还很大。在信的结尾,他这样鼓励我:六年以后,我在我的母校门口等你。

无论如何强调这封信对一个少女的激励都是不为过的。我想,等我考上大学,就可以离开撮镇了。

至今,我仍然清楚的记得,在火车上,他用钢笔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史亘泰时,我大声地念出了史旦(dan)泰。如果有人认识他,请告诉我一声。

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我就离开了撮镇。因为油田单位逐步放弃撮镇这个基地,陆续往合肥迁。第一批是地质研究人员,第二批是机关干部。教师、医生以及工人还得驻守在撮镇。

就这样一部分孩子站在原地,挥别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陆续进城。朦胧的眼看着朦胧的你,来不及说出口的表白,就工工整整地抄写一份《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歌词,塞到心仪女生的书包里。

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子弟通常学习成绩较好,换句话说,班上成绩好的同学大多数都转学了。所以,这次转学行动对于整个班级士气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后来听说,班级早恋成风,班风涣散,打架斗殴事件屡有发生。

我们这些进了城的孩子,由油田单位统一联系,塞进省里的一个重点初中。重点初中一个年级有8个班,两个重点班、两个次重点班还有四个普通班。这就把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孩子惊得瞠目结舌:原来年级和班级不是一个意思呢?我们因为没有学籍,统统被安排到普通班,换一个不客气的说法就是差班。

一次因为下雨上室内体育课,体育老师看到我是个生面孔,就把我拎起来,问我从哪来的。我小声地说撮镇,他听不见,叫我再说一遍,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听不清,问我怎么写的,我咬着牙不肯说,因为我一时想不起来怎么表达这个“撮”字。他百般为难我,被逼无奈,情急之中,我大声地说:一撮毛的撮!全班哄堂大笑,男生们笑得捶胸顿足,还有坏心眼的同学喊:地球上有这个地方吗?

我满心屈辱地坐下,流下眼泪,心里愤愤不平地想:你们不就是合肥人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这一刻,我也曾因为撮镇的偏僻闭塞和怪异搞笑的名字而嫌弃过她。

谁能体会一个孩子从“优等生”沦落成“边缘人”的心情。从此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试图证明自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觉、自愿、自发学习意识的萌芽。如果没有这次转学,这样的开始恐怕还要推迟几年。

就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差班”学习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中考,竟然比子弟学校原来同学中的最高分高出50分,要知道我们原来都是半斤八两的。当我知道她的成绩时,意外极了。

我还是原来的我,她还是原来的她,只是我溯流而上,到达一个更高的水位,于是水涨船高了。这还只是一个重点中学的差班,可以想象他的重点班有多么厉害,他作为考试机器一旦发动,能量有多么惊人。

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并不觉得新老师的水平和新同学的成绩要好于原来的老师和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距。问题一定是出在了学校对考试精神的把握和对考题信息的掌握上,就像考试之前被出题者划过重点和没被划过重点的,效果肯定不一样,一个省会的重点学校在这方面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时至今日,对于“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论断,我一直持有高度警惕,也深知来自中国广袤农村和边远山区的孩子要想考学出来,要付出多得多的艰辛。

后来,留在撮镇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有考上高中,直接进入了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同学就是特指,特指我们,他们没有其他的同学了。2012年,白岩松在某个场合发明了一个新提法“不是血缘关系的血缘关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我的发小们。后来他们都先后离开了撮镇,有些浪迹在社会的最基层。我暗自嗟呀,如果当年我们可以一块离开撮镇,也许他们的际遇会比现在好一些。

 

如今,我离开撮镇已经二十多年了,从合肥到上海,从上海又到北京。城市越来越大,生活也越来越现代。如果让我回到撮镇的生活,可能一天也不能容忍。

每天要跑到外面上厕所,公厕臭气熏天,堆满黄白之物;冬天要去大澡堂洗澡,眼前白花花一片,小孩子的高度恰好抵达大人的腰腿之间;夫妻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吵嘴打架,引来一群吃瓜群众,但并不妨碍他们频繁地打小孩——我指的是打胎的打;家家的隐私都像电报,每天都在空气中传播。

......

 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在那时的撮镇司空见惯,在今天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

但这些都不妨碍撮镇是我心中神圣的麦加。从两岁到十四岁,这是我全部的童年。撮镇的每一寸土地,都布满了我童年的足迹。多少次梦里跋山涉水、百转千回到撮镇,奔跑在油菜花盛开的山岗。

撮镇不是我的籍贯,不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户口也从来没有落在这里,但她是我对故乡的唯一认同。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这样的土地,对我来说,这块土地的名字就是:撮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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