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开始，东北经济告急，辽宁、黑龙江、吉林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8%、5.6%、6.5%，分别位居全国倒数第三、第二和第四。2015年三地经济增长目标均设定在6%左右，为全国最低的地区。但从今年1季度的数字看，实现上述目标难度仍然很大。2015年1季度,黑龙江、吉林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8%和5.8%，辽宁的GDP增长率仅为1.9%。2015年4月,李克强赴东北督战经济。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总理自称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他说:“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2009-2012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下,东北经济逆势上扬,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形势飞转直下。东北到底怎么了?本报告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力图探明东北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以及“东北现象”对中国经济地理版图变迁带来的启示。 

一、经济增长的内外部驱动因素

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由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所驱动。外部因素主要指外部需求出现大幅增长,而该地区由于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突出进而形成产业优势，从而成为外部需求主要的供给者。外部需求增长得越快,该地区经济增长得也越快。内部因素主要指的是经济内部结构出现快速变动,比如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大规模腾挪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以结构转换效应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以上视角观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因为要素价格的低廉形成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步承接了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向亚洲的转移。尤其是2000年以后将近10年全球经济的景气周期带动外部需求激增，加入WTO则使得中国制造可以对接增长的外部需求,从而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从内部因素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轨道,并在1995年前后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快于农业和服务业,所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带动经济增速的提高。而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集聚、分工细化、效率提高、收入增长继而继续吸引人口集聚的良性循环更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人类发展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互伴随，互相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

二、东北经济增长外部环境的变化

东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偏向于资源型企业以及重化工业，支柱产业包括：装备制造、汽车制造、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等行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靠前，“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产业类别偏重，人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包括：大庆油田、龙煤矿业、鞍山钢铁、本溪钢铁、华晨宝马、一汽集团、大连石化、吉林石化、沈阳机床等。这样的产业结构高度配合了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需要大量设备；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增加了对钢材的需求；高速发展的经济使得能源供不应求。东北经济由于能源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大，受国内需求影响非常突出，于是东北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延续了原有的投资方向,一些本该淘汰、限制和转型的落后产能的投资规模不降反升，东三省则继续上马造船、钢铁、石化、汽车、水泥、装备等传统产业。2008年-2012年,东北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2.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回落，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截至2015年1季度末，GDP已连续十三个季度在7%-7.9%之间窄幅波动，明显低于1978年至2011年9.9%的年均增速。伴随着经济下行的是治理产能过剩的持续推进和全国性的投资大减速，固定资产投资从2009年30%以上降到2015年上半年的11.4%，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则只有4.6%。全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锐减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冶金、钢铁等支柱产业产生巨大冲击，工业生产陷入困境。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8%，6.6%和2.9%，低于全国8.3%的平均水平。2015年1季度，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黑龙江仅为0.2%，辽宁则呈现5.9%的负增长，而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是6.3%。

工业产品价格下跌对东北经济也产生冲击。2015年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8%，连续38个月呈现负增长；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6%。工业生产出厂价格呈现负增长意味着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减少盈利的空间；而购进价格指数下跌幅度更大，意味着产业链越靠前，对利润的增长越不利。东北正是处在产业链的上游，购进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产业链中下游有利,因为其成本降低了,但让东北采掘业、初级产品制造业的利润大幅下降。2015年1季度,东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全部为负增长，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3.3%,同期辽宁和黑龙江利润则分别同比下降29%和70.7%，低于全国-2.7%的平均水平。利润是投资增长的原动力，利润的负增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投资的热情。1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8.5%、4.37%和5.31%，全面落后于全国13.5%的平均水平，其中辽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于全国最末尾。

受外部因素的拖累,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的,东北不是个案。河北是全国的钢铁业生产基地,受到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的影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在需求萎缩和国家加大对产能过剩清理力度的双重影响下，河北的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2%下降到2014年的6.5%，与吉林并列全国倒数第四。山西是著名的煤省，全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减少了对能源消耗的需求,煤价一路下跌。随着煤价的不断下跌，山西的GDP增长率也每况愈下，从2010年的13.9%下降到2014年的4.9%，在31个省市中垫底。2015年1季度进一步下滑到令人触目惊心的2.5%。

三、东北经济增长内在动因的变化

作为中国工业原料和重型装备的基地，东北以独有的优势支撑和引领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东北都是中国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显示，1995年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在全国七大区域（东三省、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六省、大西北、大西南）中排名第二位。但从动态变化看,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期间,东北三省的工业化相对优势不断丧失,甚至变为相对劣势,到了2005年,东北三省工业化程度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2009年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随着国家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推进,东北三省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10年东北三省工业化指数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七大区域中排名第四,高于中部六省、大西北地区和大西南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从近年来东三省GDP数据构成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镇化，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末,辽宁城镇化率66.4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31个省市中排名第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72个百分点,黑龙江和吉林城镇化率分别为57.4%和54.2%,位列全国11位和13位,也分别高于53.73%的全国平均水平。从发展阶段来看,东三省城镇化率在50-70%之间,属于城镇化的中后期。东北城镇化水平高与老工业基地密切相关，这也使得东北的城镇化质量并不高。东北国有企业比重高,在历次的国企改制中，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比较困难,城市贫民较多。

东北三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期已经过去，内生增长动力不强，再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各项要素开始流出。在所有要素中，用脚投票的劳动力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要素。近两三年来，东北三省人口增长速度逐年放缓，吉林和辽宁每年仅增长1万人，黑龙江人口在2014年已经呈现出负增长，减少2万人。到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就业成为许多东北人走出家门的主要去向，特别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及其他年轻人。这不仅是人口流失，更是人才流失。

除了人口外流，东北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人口问题。一是低生育率。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出生率（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数）分别为6.49、6.62和6.86（黑龙江为2013年数据），大幅低于全国12.37的平均水平；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0.26、0.4和0.78（黑龙江为2013年数据），大幅低于全国5.21的平均水平。二是老龄化。超低的出生率和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离开，使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快速的老龄化趋势。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0.2%、9.6%和8.9%，在短短十年内分别上升1、2.2和2.1个百分点。辽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吉林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16.56%，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5.5%。更糟糕的是，气候和饮食习惯还导致东北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全国最高，对老年人的健康形成很大威胁。总之，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的外流将会使得中小城市出现空城，房地产市场面临危机,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债务的安全。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如齐齐哈尔市已经开始显露出这样的颓势。

理论上,孤立地探讨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意义不大。因为地区不同于国家,人口是自由迁徙的。所以，即便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已经较高，在本区域内部的城乡结构转化潜力不大，但由于其强大的辐射吸纳能力仍可能形成“城镇化率提升趋缓、外来劳动力快速增长”的格局。例如,2013年全国性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城镇化率分别高达86.3%和89.6%，但两个城市近年来每年新增人口仍然高达几十万。北京劳动人口占比（15-64岁）为81%，较十年前上升2个百分点；上海劳动人口占比80%，较十年前上升4个百分点。广东省也是同样的情况，近20年来每年人口新增超过50万，2014年劳动人口占比76%，较十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这些全国性特大城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超高，但仍在吸引全国人口的流入，人口年龄结构在改善，人口红利仍在释放，城镇化效应还在显现。

还有一些省份或城市，他们的魅力尚不足吸引全国人民的青睐，但属于周边省份中的佼佼者，从而形成一块区域性的高地，吸引周边省份人口的流入。比如西部的某些地区，在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后承接了东部原有产业，本省打工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再加上本身城镇化水平偏低，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由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高效率部门带来的结构转化效应还是很大，它们已经并将迸发出巨大的增长动能。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城市，2008年以来，每年新增人口二十几万，数量直逼一线城市；劳动人口从2004年的68%上升到2014年的71%，人口结构不断优化。2013年西部两省四川和贵州的城镇化率分别为44.9%和37.83%,在全国31个省市中分列倒数第8和倒数第2，较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8.8和16.1个百分点。2012-2014年，四川省每年新增人口30万，贵州省每年新增人口13万。从工业化进程来看，2010年，大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的后半阶段，在7大区域中居倒数第二位，仅略高于大西北地区。而同期，全国整体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七大区域中已有四大区域进入工业化后期，包括东北三省。大西南地区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承接东部产能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2014年，重庆、贵州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0.8%和10.7%，分别是全国的状元和榜眼；四川省GDP增长率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与大西南地区相比，东北三省不仅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更重要的是其周边没有更加落后的省份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使得东北三省的人口只出不进，人口红利近乎衰竭。 

四、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的变迁

综上所述，东北经济的失速有其外部动因，也有内部深层次的原因。从内部看，东北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较早，“两化”所能带来的增长红利不断衰减。由于东北产业结构决定了其顺周期的特征，所以金融危机之后，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强势反弹，带动东北经济逆市上扬，暂时掩盖了其增长红利衰减的现实。随着全国经济在2012年逐渐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东北经济的外部需求骤降，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以补上增长缺口，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东北经济“坍塌”现象。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地将是一批全国性的一线城市和区域性的特大城市。全国性的增长高地主要指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可以凭借历史形成的优势，长期享受外来优质人口流入带来的人口红利。地方性的增长高地则指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周边省份农村劳动力充裕，且已具有相对成熟的区域性大城市，如重庆、成都等西部重镇，能够享受本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沿海务工人员的回流双重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地方性的增长高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洼地将是和东北一样，产业结构单一偏重，易受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且自身工业化、城镇化潜力不大。近年来，随着东北资源不断减少，能源经济带的开始西移，西部的能源地位逐渐抬升，煤炭、石油等资源同样丰富的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始崛起，它们已经或将面临东北现在的考验。

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的变迁，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一定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区域分化仍将继续。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型升级比较顺利，将进入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一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口红利充沛，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较高，人口红利短缺，转型升级任务比较艰巨，将有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登高俯视，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地理版图上，将观察到不同于过去十年的起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