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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朝凤》等国产片的三观值得商榷

最近,《百鸟朝凤》这部电影因为制片人方励屈膝营销而被炒得沸沸扬扬。营销手段毁誉参半,但对电影基本还是好评居多,票房也实现逆袭。这部电影在我家门口的博纳影城卖到脱销,在周五也只能买到周日的票了。

 

自从去年看了《聂隐娘》之后,很久都不敢看所谓的文艺片。《聂隐娘》,让人看完想骂娘。故事晦涩,对话拗口,好像是把风光摄影展搬到了大屏幕上。坐下来十分钟之后,一起观影的同伴就着了,还打起了悦耳的小呼噜。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我是醒着的,问我:讲到哪了?我如实回答:我也不太清楚。同伴愤而离席,跟着陆陆续续退场的大军。据说导演是热爱电影的大师,我倒觉得大师对电影很不尊重。对观众更是谋财害命,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好在《百鸟朝凤》很好懂。岂止是好懂,简直就是在预期中展开。讲述了唢呐艺术在流行音乐的挤压下,从鼎盛走向末路,而两代唢呐艺人坚守信念、捍卫传统的故事。电影是吴天明导演的遗作,下跪的方励也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些信息先入为主,给这部电影蒙上了一层浓浓的悲情色彩。

 

《百鸟朝凤》制作精良,拍摄细腻,演员表演非常到位。但剧情简单,人物脸谱化,情节轨道化,怎么看都像是无双镇镇政府做的一个弘扬地方艺术的宣传片。

 

听说很多人都哭了,我很是费解,所以疑心是被唢呐吹的。唢呐自带悲怆效果,又常常在丧事中出现,我一听也觉得鼻子发酸,眼睛发涩,进而想起自己的伤心事,当然都和剧情无关。

 

和寡的不一定都是因为曲高,文艺片也不能成为一块遮羞布。和《聂隐娘》一样,票房不济是有原因的,绝不是“文艺片曲高和寡”所能解释。

 

《百鸟朝凤》这部电影在讴歌传统艺术的同时,含蓄地表达了对传统艺术的土壤——民风淳朴,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社会——的留恋,因为去城里打工的师兄不是断了手指,就是得了尘肺病。

 

然而,如果一切没有变化,我们至今还在使用传统印染、造纸、泥塑等传统工艺,欣赏皮影、说书等传统艺术,过着精神和物质双重饥寒交迫的生活。

 

而且,在唢呐匠走街串巷的日子里,儿子被逼完成父亲的梦想,师傅肆意干预徒弟的选择,师母每天要给师傅洗脚,妹妹是给哥哥换亲用的。而一个人一生的功过、是非、荣辱、成败这样复杂的定论竟然由唢呐匠来裁断——配不配吹一台百鸟朝凤。

 

设身处地得想一想,谁愿意回到这样的时代?比起传统艺术的边缘化,更应该被碾压夷平的正是这些陈旧的观念,落后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将近40年了,一部电影还在把追求经济的自由看做是人心浮躁,把追求个性的解放看做是礼崩乐坏,把文明的进程看做是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不得不说导演的思维模式、审美定式和价值观体系还滞留在一个久远的时代。

 

就像贾平凹在最新的小说《极花》里,描述了农村拐卖妇女的故事,最后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拐卖妇女的话,这个村庄就要消亡。那么反问一句,一个拐卖妇女的村庄为什么要存在?可以想象,作家本人一定不愿意回到村庄,但他同时又认为村庄不能灭绝。这到底是叶公好龙还是双重标准,有一类人是作为活着的古董存在的,以满足另外一类人观赏、怀旧、赞美的心理需求。

 

多年前,我在一位朋友面前批评过一本畅销书,她轻蔑地说:说别人写的不好,你能写得出来吗?对于持有比如你要批评空调,你的身体要先学会制冷诸如此类看法的朋友,请你关闭本文。因为我不仅批评书,还在批评一部电影,电影的导演还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写一本书努力努力还有可能实现,拍电影可是我今生今世无法拉到的天使的投资。真是罪莫大焉。

 

这就像前不久在陈忠实去世的当口,很多人质疑陈忠实、路遥等作家真实的文学水准,所引发的大众的反感。18岁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同时看了两本小说《围城》和《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看完之后再不想翻起,《围城》这么多年看了很多遍,无论什么时候看,无论正着看,跳着看,还是从最后一页倒着往前看,都那么好看,像老家的咸肉一样越嚼越香。因为《围城》具备了穿透历史打败时间的实力,什么时代的人读了都觉得伟大。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应运而生,并不以艺术价值取胜,而是契合了时代的需要。

 

电影也是一样。要知道那个时代电影的观众之前看的是样板戏,或是《地道战》、《春苗》这样的电影,在如此低水位的观众群里,但凡摒弃意识形态宣传,追求艺术价值的电影就会得到大众的认可。所以无论是第四代导演,还是第五代导演,都只是那个精神贫瘠时代的佼佼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五代导演所谓的大师、国师经常烂片不断。因为他们离真正的大师还有很大的差距,真正的大师是不出烂片的。

 

类似的导演“三观不正”的现象并不局限于老一代导演,而是频繁出现在近年来的国产片中。这些影片不仅票房高,而且口碑好。让人觉着思想的拨乱反正,仍然任重道远。

 

比如《泰囧》,剧情的推进靠的是王宝缺乏智商的捣乱,更惊讶的是主角还从王宝的犯傻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人就应该傻一点,傻人才会有幸福。

 

固然,做一个傻子更容易感到快乐,聪明人获得幸福感的难度会高很多,这难道不是聪明应该付出的代价吗?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聪明,因为这是对个人独立性的热爱,是一种尊严感,所以不能倡导用一种低级的存在去换取更容易感到满足的生活。

 

比如《老炮儿》,讴歌了一个讲义气爱打架的 “老混混”群体,因为和小混混不同,他们不仅讲理讲规矩,而且下手有轻重。

 

导演请去打听打听,有谁会承认自己是不讲理的人?所以“讲理”,从根本上不是人品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讲理的能力需要深入研究过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远不是一个混混能力所能企及的。因为对方不听自己讲理,就把对方痛扁一通,这才是最大的不讲理。

 

文以载道,电影亦要载道。电影的“道”不能违背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对其人类能力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一旦违背,就只能归入反文明、反现代、返智的“烂片”范畴。遗憾的是,国产电影往往在剧情、演技和摄影等技术性环节着力,而传递出来的“道”,要不是荒诞的,要不是平淡的,要不没有。

 

《百鸟朝凤》导演——吴天明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的人格力量。作为80年代的西影厂厂长,他能够勇敢承担政治风险,为第五代导演架起一座避风塘,让他们能够毫无顾虑地在艺术的道路上尝试、探索、成功与失败。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垦荒者,没有他就不会有一大批划时代的佳作和著名的第五代导演。

 

然而,“尊敬和纪念一个人是一回事,评判他作品的质量是另一回事——哪怕是遗作”。看到对《百鸟朝凤》如潮的好评,我在想人们为了表达对一个人的追思,进而放松了对其作品的要求。

 

依照吴天明导演生前的个性来揣测,“为逝者讳”、“为票房跪”——真的能让他安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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